冷中有热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开始对华访问。

　　尼克松是2月17日从华盛顿乘专机离开的，途中经过夏威夷和关岛并作短暂停留。《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新华社电讯。不过，尼克松启程访华前还发表过一段重要的讲话。新华社 未做报导，为此受到总理的批评。这段话是：“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总理认为尼克松这番话非常坦率地说出了两国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在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中美两国终于开始建立求同存异、避免战争的机制，这是历史的进步。新华社未能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作为补救措施，总理把这句话用到了欢迎尼克松宴会的致辞中。

　　新华社消息还提到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正式成员，其中有：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总统军事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工作人员约翰?霍尔德里奇。 尼克松在华第一站是上海，海容在此第一次见到他。

　　在打前站会谈中，比如交通工具问题，美方认为总统自始至终必须使用自己的专机“空军一号”，中方则认为尼克松在中国领空内应使用由中方提供的专机。双方一度僵持不下。最后中方提出了新方案：允许美国总统专机作为副机，跟随在由中方提供的主机之后。

　　无奈之下，美方代表提出：总统专机飞往北京的途中需要在上海加油，而在由上海飞往北京时，希望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这一要求，但声明需由中方指派领航员登上美国专机，为其领航，这是显示国家主权的严肃行为。同时，外交部还决定派遣一个小组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总统专机飞往北京。美方对此安排表示满意。海容成为这个先遣小组的一员。

　　美方专机到达上海，打开舱门后，中方先遣小组以及中方领航员登机。先遣小组成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干部唐龙彬等7人。他们的任务是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美方总统专机到北京，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第一次乘坐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

　　在座机上，尼克松谈起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时在巴基斯坦装病休养的尴尬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空军一号”是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会议室和起居室只有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

尼克松是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后一年1972年访华的。希望连任的尼克松，对此寄予厚望。他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能够大大加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公众会支持自己在下一个任期继续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不过，“中国之旅”绝非易事。1969年美国飞船即已登月，美国总统访华则在1972年。分隔中美两国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间的大气层和星际空间还难跨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尼克松此行被西方媒体称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开，或被冰山所困，访华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作为第一个访问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和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美国总统，尼克松一定会面对美国国内反共及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另外，尼克松于1953年结识的“老朋友”蒋介石，也在暗地里怒责他“朝毛”（即朝拜毛泽东的意思）、“向毛叩头”了。台湾在美势力对美国政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作为共和党推举出来的总统，尼克松时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党。何况由于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国已很狼狈，严酷的形势不容许他犯下大错。

　　专机于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东郊首都机场。尼克松总统与其夫人并排手挽手顶着寒风，稳步踏上专机舷梯。然后尼克松总统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伸出右手，周总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来，两只手热烈有力地紧握在一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突如其来的会见 就在这时，外公又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个“围”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谜底才告揭开。

　　中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吴旭君。外公是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的。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吴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让她打电话给海容，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那样迟疑不决。从海容那里，她知道外交部一直无法把外公会见尼克松的时间确定下来，怕的就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现在终于能确定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即书房）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的会见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在吴旭君忙碌的同时，外公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两篇对外公会见尼克松有用的材料，外公应该是在会见前看过的。

　　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 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 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外公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总理下午2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客人已去驻地休息，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总理非常着急，海容马上按总理的吩咐，叫韩叙来。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随即赶到。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却摸不到头脑，见此情况，海容对韩叙做了解释。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十八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外公住处。

美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基辛格。他这样回忆道：“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是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

　　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1972年1月黑格访华。他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中美双方 每次都要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尼克松总统？中方回答照例是：现在无法确定。尼克松、基辛格心中总像有一块石头没有落地。

　　对于中方不能确定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时间，基辛格也发表过一番议论：“他难得会见外国人，会见的对象几乎无例外是外国的元首或共产党首脑。尼克松首次访问北京时我作为总统的幕僚曾见过毛一次。那次召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因为从未预定正式接见的时间。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位主席当时健康已欠佳，难以预定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宜会客。也可能是故意如此布置，因为轻易不露面可增加神秘感，令人可望而不可及更能提高威严。”

　　关于外公的传闻

　　所谓外公“难得会见外国人”，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并非虚言。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五个月里，他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并被报导过4次。因此，一段时间内外国新闻界盛传外公病重，或者干脆说——毛泽东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现在，美方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毛泽东主席不但同意会见尼克松总统，而且极不寻常地把时间定在总统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这是极其罕见的礼遇。外公会见外宾的时间以及会见时间的长短，反映出对会见的重视程度，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中方主随客便

　　得知外公即将会见总统，根据美方提议，由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出席。中方按外交惯例，主随客便。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及随同来华的国务院诸公因此失落并且愤怒过好一阵子。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美国外交最高长官居然没有参加，连记录人员都没派去一个。尼克松、基辛格与国务院的矛盾积聚已久，后来在杭州围绕中美《联合公报》定稿爆发。

　　不过，老谋深算的基辛格博士怎能轻易在中国总理面前表露出美方真实的心情呢？于是，他耍了一个小滑头。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 随即，他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街面上车辆稀少，大路宽阔，从钓鱼台国宾馆到中南海游泳池，匀速行驶只需十几分钟。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此后的30年中，他们两人分别来到这里的总和达十几次之多。这一切都源于1972年2月21日下午的这第一次。

　　对于通往外公住处的路径，尼克松后来再没提及，基辛格则写得十分详细，这大概与他在其后的4年中4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外公有关。基辛格将中南海西门称为接近外公住处的 “一个红色的大门”。他还提到门前是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其实此街应是南北走向的，即府右街。他说“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这也不对，府右街至今还留有明清两代皇城城墙的许多遗迹。所谓拆掉城墙后修建的街，应指北京今天的二环路地铁沿线。不过，对于并非汉学家的基辛格博士而言，能讲出这些，已属难得。

　　基辛格继续写道：“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那些外观平庸的院墙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出有特殊的安全措施。”

　　游泳池印象

　　外公在游泳池的住处与丰泽园不同，这里是建成不久的新式房屋，外宾的车可以一直开到门口。客人下车后直接进入室内，无须像丰泽园时代在古老的院门前下车，在露天下走路进院。在外公晚年会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中，红旗车开进门廊的镜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通往外公书房的路是曲折的。尼克松等人随海容先是走入一间小会客室（外公晚年已不再使用这里），再穿过一间乒乓球室——基辛格将其称为“过道”。他还记住了摆在那里的一张乒乓球桌，至少在两次来访时都看到过它。球室空荡荡的，球桌久未使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其实，上一场球赛已举行完毕。中美两国以地球为球室，太平洋为球桌，以东西方政治智慧为球拍，以穿梭联络人为乒乓球，比赛成绩是双方握手言和。 海容推开乒乓球室的门，对面就是外公的书房。

　　外公的书房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诺的文章作为访华人员的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都读过。因此，对于“毛酷爱读书”这一点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走近外公的书房时，基辛格还是发出了感慨。对美国人而言，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书桌上摆满了古书。基辛格曾描述过：“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这次来访，是外公第二次使用自己的书房会见国宾。

　　1959年10月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前，外公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他重病之后，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该年10月和11月，外公强打精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和越南总理范文同。1972年2月1日，即会见尼克松20天前，病体未愈的外公改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此后，他再没能到人民大会堂会见过外宾。基辛格对外公书房观察很是细致，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

　　从外公的书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巨大的窗户都藏在厚厚的大红窗帘之后，书房顶部装有日光灯池，沙发旁边还有落地灯。在基辛格看来：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此外，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

　　总理陪同客人进入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外公被搀扶着站了起来。外公的身体已不容许自己走到门口迎接客人。他努力站直了身子。

这次中美最高级会见，外公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尼克松抵华前曾谈起的“准备和毛、周谈哲学”一事作为开场白。显然，作为哲学家，他认为中美双方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以下是这次会见的部分记录（为行文方便，分别称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为毛、周、尼、基）：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中方笑）

　　毛：（指基辛格）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辛格）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毛：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随后，外公又提到了自己刚刚看到的蒋介石致辞，巧妙地把台湾问题引入中美最高级会见——

　　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蒋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从1924年开始。

　　关于中美关系，外公和尼克松谈了这样几段话：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tabble tennis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微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笑）：就没有靶子了。 ……

　　毛：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一定要谈成？

　　尼：他的死很令人悲伤的。 毛：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这时，会见即将结束。尼克松再次握住外公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外公的回答是：“我就不送你了。”

　　至此，原定15分钟的会见已延长到1个小时之久。据吴旭君回忆，送走美国客人后，外公已很疲惫，在沙发上坐了30分钟才去休息。

　　在1小时左右的会谈中，尼克松、基辛格均未发现外公病情的严重。基辛格多少感受到了外公特有的气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参加尼克松与他的会见时，深为他那几乎发出有形力量的权威所震撼。他会客时成为全场中心，除了戴高乐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别的人能比得上他。”

　　尼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也写道：“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这次会见的照片和消息第二天见报，消息立即传遍全世界。

　　2月21日外公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见是何等精彩，是不是再安排一次呢？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虽说外公晚年会客大大减少，一拨客人只会见一次，但是尼克松来华既然属于特事，也就可以特办，不是吗？几天来，总理一直为第二次“毛尼会谈”做着准备。当然，这样重大的事情，是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最终由总理乃至主席决定的，海容的任务是做好预案。遗憾的是，尼克松首次访华期间，未能与外公再次会见。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已是整整4年后的事情了。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2月21日尼克松到京，中午是大晴天，其后开始阴天下雪，一直下到22日转为大雪。这两天尼克松或参加会谈，或去故宫参观，活动地点都在北京市内，受天气影响还不大。24日原定日程是上午游览八达岭长城。长城距北京市内八十余公里，一半以上路程山高坡陡。正常情况下尚需多加小心，路面积雪的情况下则很难保证行车安全。长城之行怎么办，我方接待人员为此非常头疼。

　　一个方案是把活动推迟到25日上午。经向气象台多次核对查询，25日的天气将更转恶化，而26日上午尼克松就要离开北京去杭州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取消此次活动。不过登长城是尼克松的一个宿愿，美国客人当时也已听说这句话：不爬长城，不尝烤鸭，等于没来中国。

　　23日晚上，总理来到中方接待班子办公处——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参加接待小组例会。大家就长城之行难以做出定论，最后由总理下了决心，连夜发动北京市民扫雪。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10点钟。次日早晨8点，尼克松一行去长城的车队就要出发了。

　　总理拍板进行扫雪之后，命令一层层通知，主力是在京驻军。一夜过后，第二天7点钟，马路全都清了，雪都堆在两边。北京市还连夜动员上百辆洒水车喷洒盐水，促雪融化。清扫八十余公里的积雪，保守估计也要动用六七十万市民，甚至有说百万人的。这一天，市民们骑着自行车汇成上班的滚滚人流，一切照常，就像什么都发生过一样。住在民族饭店的美国记者对扫雪一事很感兴趣，拍了不少照片。

　　车队浩浩荡荡走在路上。尼克松等美国客人得知中方扫雪一事后，大为震惊。此事对他们的影响超过去长城本身。一件在美国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在中国悄无声息地一夜之间完成。 2月25日，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以此结束在北京的5天访问。

　　杭州“捉迷藏”

　　2月26日，周总理陪同尼克松飞往杭州游览。

　　26日上午，海容是第一批抵达杭州机场的。那天天气不好，她所乘的小飞机在汹涌的气流中左右颠簸，海容把这叫作“摇煤球”。中美两国首脑在杭州有一项活动，那就是下午3时到达西湖花港观鱼景区，共同观看尼克松总统送给中国人民的红杉树。双方说好分头行动，去花港公园汇合。总理先于尼克松到达汇合地，却一直不见美国客人的踪影。几分钟后，终于看到了尼克松一行的身影，总理和尼克松见面后哈哈大笑，外电形容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游览花港公园时玩了一场有趣的“捉迷藏”游戏。

　　27日一早，中美首脑一行飞赴上海。在上海，又发生了因房间紧张，把罗杰斯国务卿安排住在锦江饭店13层的事情。海容听说，对这种触犯西方禁忌的作法，罗杰斯很不愉快。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也因此议论纷纷，借题发挥，宣泄对尼克松、基辛格在对华外交方面绕开他们的不满。

　　他们横生枝节，对中美联合公报草案提出重大修改意见。总理在亲自登门看望罗杰斯时，对美国国务院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表示感谢，罗杰斯非常满意。经过艰苦的谈判，美国国务院专家也做出了让步。就这样，一场可能爆发的危机化为乌有。

　　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两国向新闻界公布了《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被称为“上海公报”。周总理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欢送宴会。在即席讲话的最后，尼克松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对此，外公说得很透彻：“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向中国敞开了大门。1972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之年。2月14日，中国与墨西哥建交。随后，相继与阿根廷、毛里求斯、圭亚那、多哥、马尔代夫、马尔加什、牙买加、乍得等建交。再加上此前与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已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三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3月13日，中国和英国互换大使，两国之间1954年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日本、联邦德国、卢森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马耳 他已于该年1月与中国建交）。上述9国都是第二世界的成员，中国与第二世界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刷新了1971年15国建交的纪录。